冲刷过的鹅卵石地面、白色墙壁，荷兰建筑的山墙上，一个女人在门口缝纫。《小街》是荷兰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“维米尔展”的首件作品，每个走过它面前的观众，总会被画中描绘的场景迷住。

这是一场极具戏剧性的展览，十个黑暗展厅汇聚了28件维米尔作品。有些作品拥有单独的展厅，有些则三三两两出现。观众可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看得更久、更慢、更敏锐。然而，维米尔的画作本身具有神秘感，其美感和意义是其内容的一部分，越靠近，越陌生，然而也越宁静。

荷兰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外，大幅维米尔展海报。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“经典”通常经历了时间的考验、击败了时尚界的怀疑，展现出无可辩驳的内在伟大。当我们为米洛的维纳斯而震撼，如同穿越了千年的历史;我们听贝多芬第九交响曲，屏住呼吸，这是1824年的维也纳演奏出的同一音符。

然而，历史尖叫着回击：这不是真的！ 贝多芬时代的听众大多没有听过巴赫的音符，他在1750年去世几十年后便默默无闻。同样，人们曾对格列柯笔下的圣徒毫无感觉，对卡夫卡、赫斯顿的成就充耳不闻。

那么，什么是杰作？ 即使在某一历史阶段达成一致，也可能会因为品味的变化而跌下神坛。

维米尔，《小街》（代尔夫特的房屋），约1658年，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藏

在欧洲绘画中，可能没有比维米尔更大起大落的例子了。他一生都生活在代尔夫特，在当地小有名气；然而在他死后的两个世纪，他那些安静读信、倒牛奶的女子几乎没有再引起关注。当1881年《戴珍珠耳环的少女》出现在拍卖会上时，其价格仅为两荷兰盾。如今维米尔的作品一展出便牵动无数目光，他画中的那种光明和平静，浸润进观者的内心。

维米尔，《戴珍珠耳环的少女》，1665年，荷兰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藏

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维米尔展已于2月10日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向公众开放。 几乎可以肯定，它将作为维米尔最为权威的展览载入史册，且无法复制。博物馆自己的藏品，包括平静的《倒牛奶的女仆》、宁静的《小街》，以及目前已知的四分之三以上的维米尔作品集结一堂。展览开放仅二天，展期内的门票便宣告售罄。维米尔让心浮气躁的现代人在其作品面前深深下陷，进入他的室内场景，在水晶般的色彩和细节中，将调制的油彩变成光。

展览现场，《戴珍珠耳环的少女》

展览名为“维米尔”，从标题上看，这个展览充满了自信和朴素。如果仅强调“稀有”是对该展的低估。展览的组织花费了七年，在2020年之前获得如此有价值的借展已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此后的疫情和俄乌战争增加了运输成本和后勤协调……种种筹备呈现出这场前所未有的大展。

这是一场近乎完美的展览，论证完美、节奏完美，如同从代尔夫特窗户透进来的光一般清晰而纯净。在空荡荡的展厅中，让人感受到珍珠般温婉的光泽对当代观众的吸引力。尤其在高像素复制的时代，这种吸引力更强。为什么偏偏是维米尔，而不是17世纪荷兰黄金时代其他安静的画家？或者说，为什么是我们？在维米尔被长期遗忘之后，发生了哪些事，让我们被维米尔笔下沉默的女子征服？

展览现场，《写信女子与女佣》（1670），都柏林爱尔兰国家博物馆藏

其原因之一是稀缺性。维米尔英年早逝、作品不多。现存画作的数量大约是37幅(确认的仅34幅，有几幅的归属还不确定)，此次展览展出了其中的28幅。比1995年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举办的另一场维米尔完整回顾展多8幅作品，那年在华盛顿的严冬还引发了数小时的排队。

展览现场，来自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的《持笛女孩》（左，约1665-1675年）和《戴红帽的女孩》（约1666-1667年），这两件作品有着一定的相似性，被认为是伴生品，但《持笛女孩》去年被移出维米尔名下。

在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，28幅大小不等的作品在10个展厅奢华地陈列着。每幅作品都由一个半圆形栏杆环绕，可供近距离观察、也可以分散人群。作品之间还挂了厚重的天鹅绒窗帘来遮挡声音。除此之外，除了几条简单信息，什么都没有。没有作品比较、没有视频，甚至连长凳都在两边，展览缓慢而无声地进行着，看似空空如也的展厅被细节填满，看似无限小却让人感觉无限大。

展览的展陈设计是法国建筑师让-米歇尔·威尔莫特(Jean-Michel Wilmotte)，策展人是荷兰国立博物馆的彼得·鲁洛夫斯(Pieter Roelofs)和格雷戈 J.M. 韦伯（Gregor J.M. Weber）。

维米尔，《倒牛奶的女仆》，1658-1659年，荷兰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藏

几幅作品被单独陈列在展厅之中，包括只有45厘米高的《倒牛奶的女仆》。在这幅厨房女仆为面包布丁倒牛奶的小画中，你可以看到维米尔所有的力量和辛酸。在她凝神专注的目光中，在她朴素的紧身胸衣上，每一个细节都通过坚硬、未调和的颜料点凝聚在一起。从厨房墙上的钉子到地板上的代尔夫特蓝色小瓷砖，一切都是荷兰式的精确而完美的描述。最重要的是，在光线中，维米尔通过细节将背景与前景柔和表现，我们不合时宜地称之为“摄影”。

维米尔《倒牛奶的女仆》（局部），面包上，颜料点凝聚在一起。

什么是杰作?在《倒牛奶的女仆》中，液体变成了生命，在世俗之中，触及了神圣。甚至比《戴珍珠耳环的少女》更能引发感动。《戴珍珠耳环的少女》（仅展至3月30日）在维米尔的五幅肖像作品中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。那个裹头巾的少女轮廓是如此完美，那颗珍珠奇妙的光泽，不过是两道简单的白色涂抹。

维米尔《戴珍珠耳环的少女》耳环细节

维米尔对事物有着引人入胜的专注——字母、乐器、墙上的地图、中国瓷器、土耳其地毯、美洲海狸皮帽——这些东西如何让他笔下的女性被卓越描述。

比如展览中最重要的借展作品，来自德累斯顿的《窗边读信的少女》(Girl Reading a Letter at a Open Window)，以单独展厅，展示其非凡的修复。这是维米期作品典型的场景之一，一位年轻女子侧面站着，微微低头。在敞开的窗玻璃上，有着她全神贯注的倒影，令人不安，又令人激动。我们也看到了奥斯曼地毯的起球、中国水果盘的光泽，窗帘的褶皱。在过去250多年的时间中，画面的后墙一直是空的——但在2021年，在研究和修复人员的努力下，被涂抹掉的小丘比特显现，这是维米尔众多画中画之一。现在看来，画中女子在读一封情书。这幅画本身也是一封情书。

维米尔，《窗边读信的女孩》， 1657-1658年，德国德累斯顿收藏馆历代大师画廊

同样的丘比特也出现在展览另两幅画的背景中(加上未出借的，维米尔有四件作品中有丘比特)。维米尔是一个发明家和创造者，他敏锐的视觉描写能力甚至掩盖了他是如何刻意构建无声场景的。遗憾的是，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收藏的《绘画艺术》(Art of Painting)未能到来，纽约大都会博物馆、巴黎卢浮宫和英国画室藏的部分作品也没有来到阿姆斯特丹。另一个缺席者是《音乐会》，这件作品在1990年从波士顿伊莎贝拉·斯图尔特·加德纳博物馆(Isabella Stewart Gardner Museum)被盗走后，就再没有出现。

展览现场，纽约弗里克收藏馆的《女主人和女佣》 (1664-1667),。

有幸的是，纽约弗里克收藏馆(Frick Collection)因为场馆翻新借出了三件维米尔作品，这是它们一个世纪以来首次离开纽约。弗里克收藏馆的《女主人和女佣》是一件非同寻常作品，画中的女主人穿着镶有白色毛皮的黄色夹克，在晨光中收到情书；大都会博物馆的“持鲁特琴的年轻女子”（Young Woman With a Lute）、华盛顿的“写信女子”（Lady Writing）、柏林的“戴珍珠项链的女子”（Woman With a Pearl Necklace），以及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的“情书”（Love Letter）中的女子都穿着同样黄白相间的外套。

维米尔多件作品中的女子，穿着同样黄白相间的外套

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的展览还包括了两份学术出版物。策展人提出，维米尔皈依了他妻子的天主教信仰，他是一位比通常理解的更天主教的艺术家——而当时荷兰信奉新教。研究推测耶稣会士使维米尔了解了暗箱，其投射的图像可能帮助他渐变聚焦的清晰与模糊。

维米尔，《地理学家》，1668/1669，德国施泰德艺术馆藏

维米尔《地理学家》（局部），当时新式的科学仪器进入了维米尔的作品。

他们还深入研究了维米尔去世后编制家庭财产清单中的每一项。从中可以窥探他《地理学家》中的“软垫椅子”、《情书》中地板上洗衣用“柳条篮”、他妻子凯瑟琳娜的“黄色缎面披风，白色毛皮饰边”。 我们了解到，那件标志性外套的边缘的白色毛皮可能不是真正的貂皮，而是相对便宜的兔毛或猫毛。那个那对珍珠耳环，估计是玻璃的。

维米尔，《情书》（局部），1669-1670，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藏

19世纪中叶被重新发现时，维米尔不仅仅是一位被忽视的大师。他似乎要与一个倾心于现代主义的欧洲对话——尤其是他画中的光学技巧和非正统的构图，当时、甚至现在的观众觉得他的作品像照片一样“真实”。

在异化的20世纪，这种虚伪的天真越来越令人着迷，人们关注维米尔寻求的透明度、秩序的和谐。但美丽而平静不足以解释今天的人对维米尔的狂热，或者当下更关注维米尔营造的缓慢的时间。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现的实际触感和结构之间的差异。

纽约弗里克收藏馆的《女主人和女佣》（局部）

静静看着女孩抿着唇，在昏暗的灯光下读信。代尔夫特静止的、阴云密布的景色。女仆全神贯注于从陶罐中倒出的牛奶。似乎没有重要的事情发生，但现在看来却弥足珍贵。

维米尔，《代尔夫特之景》，1660- 1661，海牙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藏；维米尔描绘了他的家乡。

维米尔在当下是一种专注力，证明着我们还没有完全被电子数据裹挟。我们需要放慢时间。 在2023年再次思考，什么是杰作？在这个喧嚣的世界，它们散发着宁静与威严。

展览将持续至6月4日